近期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，这是该法自2006年实施近二十年来首次全面修订。本次修订从现行119条扩展到144条，新增25条规定。新法不仅回应了高空抛物、无人机“黑飞”、校园欺凌、网络暴力等新型社会问题，更在正当防卫认定、未成年人保护、执法程序规范等制度设计上实现了重大突破。
这部将于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法律，标志着我国治安管理从“被动应对”向“主动治理”的转型，既强化对新型风险的精准打击，又通过程序革新提升执法公信力，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。
四川省法学会组织法学法律专家就新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中的内容进行解读。
一、制度革新，从“息事宁人”到“捍卫正义”
（一）正当防卫制度入法
此次修订最引人注目的变革，莫过于对公民防卫权的明确承认，彻底终结了长期困扰执法实践的“还手即互殴”困境。新法第19条明确规定：“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，造成损害的，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，不受处罚；制止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，造成较大损害的，依法给予处罚，但是应当减轻处罚；情节较轻的，不予处罚。”这一规定直指过去机械执法中“谁受伤谁有理”的痼疾，重构了防卫权的法律边界。
“‘11·22’淄博餐馆冲突事件”堪称推动这一变革的标志性事件。2020年，餐馆老板张某被醉酒顾客刘某三次挥拳殴打后持酒瓶反击，公安机关最初认定“互殴”，对双方均处以行政拘留。历经近五年司法抗争，2024年山东省高院再审改判张某行为属正当防卫，撤销处罚。判决书铿锵有力地指出：“和稀泥式执法模糊了正与不正的界限”，必须坚持“法不能向不法让步”。
（二）建立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
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上升趋势，新法打破了“未成年人一律不拘留”的刚性规定，建立了科学的分级干预体系。根据新法第23条第2款规定，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一年内二次违法，或初次违法但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的；16至18周岁未成年人初次违法但情节严重的，均可依法执行拘留。这一变革堵住了部分未成年人利用年龄相关规定进行违法活动（甚至有上百次违法记录）的法律漏洞。
（三）创设违法记录封存机制
新法创造性地建立了“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”，第136条规定“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，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”。这一制度是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“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”在治安管理处罚领域的具体探索，体现了以制度善意激发向善动力的立法智慧。法律明确规定建立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，不再让这类违法记录长期影响行为人就业、教育等方面权利，将有助于减少社会歧视，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创造更好环境。
二、回应时代挑战，填补新型违法行为的监管空白
二十年间，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新型违法行为层出不穷。此次修订以问题导向为原则，系统性地将二十年来出现的社会治理新挑战纳入法律规制范畴。
（一）防范公共安全新风险
新法针对近年来频发的高空抛物、无人机“黑飞”等问题作出明确回应。第43条第5项规定从建筑物等高空抛掷物品危及他人人身、公共安全的，可处五日以下拘留或罚款，情节严重的处十至十五日拘留可并处罚款。依据该条规定即使未造成损害，只要危害他人人身、公共安全即予以处罚，与刑法高空抛物罪形成责任阶梯。同时第46条对无人机“黑飞”作出了处罚规定，以破解此前公安机关对此“管理无据”的执法困境。第40条第2款规定对于抢夺方向盘、干扰公交司机等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，视情节处十日以下拘留或罚款。
（二）应对数字时代新威胁
面对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违法形态，新法将组织传销活动（第34条）、考试作弊（第27条）、侵害公民个人信息（第56条）等行为纳入惩处范畴。特别是针对日益猖獗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，新法第56条规定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将面临行政拘留，填补了民事赔偿与刑事犯罪之间的责任空白。同时，针对网络空间秩序，第62条第3款新增了盗用冒用身份、以及第70条新增了非法安装窃听设备等行为的处罚规定。
（三）强化特殊群体保护
新法特别关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。针对校园欺凌这一社会痛点，第60条明确规定“以殴打、侮辱、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，违反治安管理的”，公安机关应给予处罚并采取矫治教育；学校未履行报告义务的，将被责令整改并追究责任。对于虐待被监护、看护人员的行为，新法第53条第2项也设定了专门的法律责任。并且，新法第48条还将组织、胁迫未成年人在酒吧、歌厅等从事陪酒、陪唱等有偿陪侍活动纳入处罚范围。
（四）健全城市生活新规范
随着中国城镇宠物数量不断增加，频发的烈性犬伤人事件催生了更严格的养犬管理规范。新法第89条清晰地划出三道红线：违规饲养烈性犬，先处警告；警告后不改正，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。这一规定改变了以往主要依靠《民法典》追究民事侵权责任、违法成本过低的状况。
三、执法效能，程序正义与人文关怀的协同进步
正义不仅要实现，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。此次修订不仅扩充了实体权利，更通过程序控权机制，为执法权力装上了多重“监控器”，推动治安管理从“结果导向”向“过程导向”转变。
（一）执法程序规范化
新法通过四项核心制度约束执法权：一是要求单人执法（第108、120条第3款）、当场检查（第103条第2款）等情形下必须同步录音录像；二是将“执法证件”明确为“人民警察证”；三是严格限缩单人执法适用条件（仅第108条办案场所询问等以及第120条当场处罚情形）；四是要求调解遵循“合法、公正、自愿、及时”原则（第9条第2款）。特别是当场扣押需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，如同给执法权力装上了“监控器”，进一步规范了执法办案程序。
（二）权利保障人性化
新法处处体现人文关怀，第126条新增规定被拘留人遇升学考试、子女出生等特殊情形可申请暂缓执行或出所；第97条第3款新增规定对行为人、证人等询问期间需保障饮食、休息时间；并且，第99条还新增规定了被害人、证人可以选择询问进行的地点。
四、实施挑战与未来展望，从文本到实践的道路
法律的修订只是起点，真正的挑战在于实施。新法在落地过程中仍面临多重考验，需要执法理念更新、配套机制完善和社会共识形成的协同推进。
（一）关于正当防卫认定
尽管新法确立了防卫权合法性，但如何准确界定“防卫限度”仍是执法难点。新法实施后要求公安机关必须结合侵害的紧迫性、防卫的适时性综合判断，摒弃“各打五十大板”式处理。这要求执法者超越简单化的“唯结果论”，建立情境化审查能力。建议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强化针对性培训等措施，确保执法尺度统一。
（二）关于未成年人矫治衔接
新法打破了未成年人“一律不拘留”的惯例，但同时也要求对不予处罚的未成年人实施矫治教育（第24条）。如何构建有效的矫治教育体系，避免“一放了之”或“一关了之”的两个极端？这需要政府牵头，整合教育、民政、司法、共青团、妇联等多方资源，建立有效衔接机制。特别是对校园欺凌事件，亟需建立多部门协同治理模式，明确各相关单位工作职责和事件分类处置流程。
（三）关于新型违法取证
高空抛物、无人机“黑飞”、网络暴力等新型违法行为往往存在取证难题。例如高空抛物瞬间发生，缺乏监控则难以追踪责任人；网络暴力涉及匿名账号，身份核实困难。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技术赋能，推广智慧社区监控系统覆盖高空抛物高发区域；建立无人机实名登记与电子围栏技术；完善网络平台身份认证机制等。同时，新法已引入的远程视频询问、异地委托调查等技术手段（第100条）也需通过实施细则明确操作规范。
（四）关于执法理念转型
新法实际上对公安机关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公安机关在处理案件的时候，就一定要重视调查取证工作与执法记录。半年过渡期内，亟需通过典型案例宣传、执法培训考核等方式，推动基层民警从“息事宁人”到“捍卫正义”的执法理念转型。
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，当民警手中的执法记录仪开始记录每一起纠纷的完整过程，当校园欺凌者第一次被依法拘留，当被狗咬伤的市民不仅能获得赔偿还能让饲养人承担行政责任，新法的权威才能真正树立。
(本文作者龙铁，西华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，法学博士)